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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堂江湖中国家庭生育观念转变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沈 凌

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出来后,老龄化成为大家的共识,但达不成的共识是,如何应对这样的老龄化趋势。比较激进的人呼籲全面放开计劃生育,甚至於要鼓励生育。2016年全面二胎以后,短期内的确出现了一波生育潮,但是现在五年过去了,这个效应正在慢慢减退。即便在开放了二胎以后,2020年的出生人口才1200万,创了新中国历史的新低。因此,上述激进的呼籲是有道理的。

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,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有争议。早期马尔萨斯人口论盛行:认为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,人口增长一旦超过了资源承载极限,就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。而从马尔萨斯理论到索罗经济增长模型,都认为抑制人口增长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。

但上述常识的基本假设是技术不变。从长期来讲,技术是不断增长的,技术的增长会拓展我们的可利用资源。比如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,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,因为那裏缺乏农业社会的基本资源──耕地,但是工业化以后,发现沙漠下面全是石油,而石油这个资源居然是工业化社会的“血液”,於是中东地区一下点石成金,真真成了富得流油。这就是技术增长带来的资源增长。所以从长期来讲,资源不可能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瓶颈,只要技术增长,经济就可以增长。

那麼技术增长的来源是哪裏呢?是人。只有人脑,才可以发明创造新技术。而且人越多,互相的交流越频繁,才可能越来越快地创新创造。一百个人分别关在一百个黑屋子裏面,其创新创造的效率越不如把同样这一百个人关在一个大礼堂裏面。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,早就已经摒弃了马尔萨斯人口论,更加倾向於认同“人多力量大”的真理。

实际上,同样的鼓励生育政策,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,产生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。五十年代,我们鼓励生育导致人口激增,超过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,使得我们转而认同马尔萨斯人口论,开启了计劃生育政策的漫漫四十年。但到今天,即便我们仍然回归当初的“光荣妈妈”政策,其效力还是会大打折扣,因为今天的人均GDP早就是数百倍於当初。

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,改变了家庭有关於生育和养育的偏好。在比较贫困阶段,父母偏好放养式抚育下一代,对每个孩子的教育不太关注,而喜欢孩子数目越多越好。孩子越多,好孩子出现的概率越大,只要有一个孩子高智商出息了,自己“养儿防老”的计劃就成功了。所以在五十年代实现鼓励生育的时候,人口一下就上去了,不少光荣妈妈生养了七八个,甚至十多个孩子。

但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的年轻父母本身就是高学历,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,知道唯有掌握基本的人力资本,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市场经济中获得生存的空间。一旦对每个孩子的花费(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)增加了,一定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偏好。抚育下一代的偏好从放养式转为精细式。也因此,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採取了鼓励生育政策,没有哪个出现过中国五十年代的生育潮。

当然,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发达国家的人口低增长,还有积累下来的人口高基数。技术增长突破资源瓶颈是一个长期效应,在中短期看,新技术还没有突破的阶段,资源瓶颈是实实在在的。中国和西欧、美国,有着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,却承载超过他们一两倍的人口。而且中国土地的可利用面积更加少,就这个可利用区域来讲,我们的人口密集度远超欧美发达国家。土地是资源的主要容器,人口密度是一个大致合理的衡量人口资源关係的指标,而一个经济体的资源越紧张,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就越大。中国这十来年在外部资源卡脖子问题上的教训还不够多,不够深刻吗?

所以,在对待人口政策方面,还是需要平衡好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人口规模,以及短期制约经济增长的资源人口比例之间的关係。谋定后动,行稳致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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